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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城|中国重点区域新设高技术企业韧性和创新驱动力测评
发布时间:2022-06-17

  如何因地制宜,针对不同区域的创新特点出台相关政策,释放高技术企业的发展活力,支持中国品牌创新型企业成长为产业链“链主”,是未来一段时间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重点研究珠三角、泛长三角等8个重点区域的新设高技术企业,发现这些区域创新发展分化明显。疫情影响下,创新度较高省区市的经济韧性和稳定性更为显著。

  高技术企业是创新要素的集合体,连接了政府、企业、研发机构等主体的创新资源。本文重点分析了近十年中国新设立高技术企业的数量演进,结果表明:中国新设高技术企业增长快、韧性强,逐渐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新设高技术企业在“十三五”期间保持着较高增长水平。在“十一五”“十二五”的最后一年,新设立的高技术企业数量分别为19.1万户和60万户。2020年是“十三五”的最后一年,新设高技术企业数量达到145.1万户,是2010年的7.6倍,是2015年的2.4倍。

  设高技企业的十年平均增速达到了22.5%。由于前期新设数量少,因此新设高技术企业在“十二五”期间的年均增速更高,约为25.7%。在基数大幅提升的基础上,新设高技术企业在“十三五”期间继续保持了高增长水平,年均增速达到了19.3%。详见表1。

  注:报告图表数据来源如未特别注明,均为企业研究所“市场主体大数据平台”。数据提取截止日期为2022年1月28日。

  退出新设比是退出企业数量与新设企业数量的比值,过低说明要素流动性不强,太高则面临较大的市场主体集中退出风险。近十年来,中国企业退出新设比先降后升,在2014年和2015年达到低区间。数值分别为17.5%和17.7%,明显偏低。“十三五”期间,退出新设比逐步恢复至40%以上,趋于正常。

  分析高技术企业的退出新设比发现:首先,中国高技术企业的流动性在“十三五”期间增强,有利于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高技术企业退出新设比同样是在“十二五”下降,在“十三五”渐趋合理,从2015年的9.9%升至2020年的35.1%。其次,高技术企业的微观韧性更强。“十三五”期间,新设高技术企业的年均增速高于全国均值,退出高技术企业的年均增速同样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高技术企业的退出新设比却低于全国均值,在2020年的退出新设比较全国企业退出新设比低了6.2个百分点,说明增量资源配置要快于存量资源调整。详见表2、图2。

  制造业是全球科技创新的主阵地。中国正经历由要素驱动的高速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蜕变尤其要重视制造业企业的创新。“十三五”期间,新设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增长水平大幅提升,年均增速从“十二五”期间的4%升至17.3%。2020年,全球经济受疫情影响严重,但中国的高技术制造业却抓住全球资源重新配置的有利时机,在各项创新政策综合作用下实现了新设数量最大增幅。2020年的新设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同比增速为55.8%。详见图3。

  “十二五”初期,中国经济呈现出“高速增长—低度创新”的典型特征。2011年,全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9%,但新设高技术企业数量却只有20.6万户,占全国新设企业总量的比重仅为9.5%。“十二五”后期以来,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呈现出“增长速度下降、创新强度提升”的高质量发展特征。本报告以年度GDP 增速为X 轴,以新设高技术企业数量为Y轴,构建评价模型。2011年以来的年度值位移趋势非常明显:整体逐渐从第四象限向第一象限、第二象限移动。在受疫情影响较大的2020年,中国新设高技术企业的创新动力进一步强化,较好体现了中国经济由要素驱动逐步转型为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态势。详见图4。

  创新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与保障。已有研究主要从投入和产出两个维度衡量创新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投入指标包括政府与企业投入的各种要素,产出视角则以专利申请数等为主。两个维度都忽视了企业的重要作用。新设高技术企业是创新载体,涵盖地方税收、居民收入以及就业创业等多重目标。报告选择重点区域, 分析新设高技术企业数量演进,发现中国区域经济呈现出不断增强的创新发展特征。

  (一)重点区域新设高技术企业的全国总量占比约为90%,其中9个省市新设数量居全国前列

  本文重点分析八大区域,共涉及23个省区市。分别是:珠三角(广东省)、泛长三角(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山东省和河南省)、长江中游(湖南省、湖北省和江西省)、京津冀(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成渝经济圈(四川省和重庆市)、晋陕蒙(山西省、陕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北老工业基地(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西南云贵(云南省和贵州省)。23个省区市年度新设高技术企业合计数量的全国占比始终保持在90%左右,详见图5。

  从数量看,8个区域中的广东、上海、山东、浙江、北京、四川、河南、河北、安徽在2020年新设高技术企业数量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并且位列全国前9位。详见图6。

  “十三五”期间,8个区域的新设高技术企业整体保持较高增长势头,只是增幅有所不同。其中:珠三角实现高技术企业的稳增长, “十三五”年均增速为20.0%,相比“十二五”提升0.6个百分点;晋陕蒙起点低,在“十三五”的增速最强,“十三五”年均增速为34.6%,相比“十二五”上升24.9个百分点,在8个区域中增幅最大;西南云贵和京津冀下降幅度较大,但在“十三五”也分别保持了13.8%和8.3%的增长水平,相比“十二五”分别下降28.4个百分点和14.4个百分点;其余5个区域与全国总体情况相同,在“十三五”的增速趋缓,基本保持在20%左右的区间。8个区域的十年平均增速均超过15%。详见图7。

  地处珠三角的广东省持续稳增长;晋陕蒙区域的山西、陕西和内蒙古均实现快增长,增幅达30%以上;西南云贵的云南增速降幅大, 京津冀的北京和天津增速降幅大;泛长三角区域的6省市增速都在趋缓,只有上海的增速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长江中游的江西实现快增长,但湖南和湖北的平均增速低于全国均值;成渝经济圈中的重庆,其平均增速低于全国均值;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辽宁实现快增长,但吉林和黑龙江的平均增速低于全国均值。详见附表 1。

  2020年是“十三五”的最后一年,也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年, 检验了创新驱动下的经济发展特色。2020年,中国新设高技术企业接近145.1万户,同比增速为8.0%,相比疫情前的2019年下降8.5个百分点。我们以2020年的全国GDP增速和31个省区市平均新设高技术企业数量为原点,进一步研究8个区域的创新驱动特征。详见图8。

  山东、浙江、四川、河北和安徽位于第一象限:GDP增速相对较高;新设高技术企业数量处于全国前列,其“十三五”平均增速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广东、上海、北京和河南位于第二象限:GDP增速不高,新设高技术企业数量处于全国前列。其中:广东和上海的新设高技术企业数量居全国前两位,“十三五”平均增速处于全国中游。河南的高技术企业在“十三五”实现高增长,“十三五”平均增速高出全国约10个百分点。北京新设高技术企业在2016年达到10.6万户,之后呈现降势,“十三五”平均增速仅为1.2%。

  陕西、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内蒙古自治区和湖北处于第三象限:GDP增速偏低,新设高技术企业总量不高。陕西、辽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新设高技术企业在低基数的基础上实现“十三五” 高增长,但黑龙江、吉林和天津的新设高技术企业“十三五”平均增速较低。湖北受疫情影响最大,2020年的GDP增速和新设高技术企业数量都很低。

  湖南、山西、江苏、江西、重庆、云南和贵州处于第四象限:GDP增速相对较高,但新设高技术企业数量偏低。

  分省区市看:第二象限的广东、北京、上海和河南四省的转型发展步伐较快,表现为“较低增长—较高创新”的创新引领态势, 但河南创新强度相对较弱。第一象限的山东、浙江、四川、河北和安徽表现为“较高增长—较高创新”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创新强度较高;另一方面,传统领域基础较好,支撑了经济增长。第三象限的陕西、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内蒙古自治区和湖北表现为“较低增长—较低创新”的特征。经济发展仍以传统领域为主, 其中湖北受疫情影响较大。第四象限的湖南、山西、江苏、江西、重庆、云南和贵州具有“较高增长—较低创新”特征,不论是新兴领域还是传统领域都有较大提升空间。

  分区域看:珠三角的创新引领态势最为明显。泛长三角的6个省市高技术企业发展较为均衡,龙头上海呈现典型的创新引领特征, 仅江苏的高技术企业数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京津冀的内部差异较大,北京具有创新引领特征,河北传统领域支撑性强、高技术领域发展快,天津则以传统领域为主。其他区域的经济发展基本是以传统领域为主。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一个重要特征是实现创新引领。报告通过分析中国新设高技术企业的演进趋势,

  较好展现了中国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态势。但不同区域之间的分化较为明显,相关政策也需因地制宜。

  2020年和2021年疫情影响下,创新发展特征明显的地区,其经济韧性和稳定性更为显著。2021年,疫情对经济影响总体弱于2020年。以2021年的全国GDP增速和31个省区市平均新设高技术企业数量为原点,构建模型图。发现:2020年创新强度较高的省区市在2021年依然表现较好,处于第一、二象限,包括山东、浙江、四川、安徽、上海、北京、广东、河南、河北。其中,广东的创新引领仍然突出。上海、北京发展提速,从2020年的第二象限位移至第一象限,体现了良好的创新韧性。湖北也从第三象限位移至第一象限,主要原因:一是由于2020年的GDP基数低;二是由于新设高技术企业总量基本处于全国中游水平,具有一定的创新基础。其余省区市的新设高技术企业相对少,经济发展对传统领域的依赖度相对高,仍然处于第三、四象限。其中,湖南、云南从第四象限位移至第三象限。详见图9。

  对比2020年和2021年的模型图,珠三角、泛长三角的经济排头兵地位较为稳固。区域内的7个省市中,只有江苏处于第四象限,但只是创新度略低。江苏新设高技术企业数量居全国中游,新设高技术企业的“十三五”年均增速为23.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晋陕蒙、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出现了潜力有待释放、创新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制约着新阶段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此外,一些以传统领域为主的省区市,虽然经济增速相对较好,但由于创新进程较慢,有可能经济发展后劲不足。详见附表2。

  建议发挥好创新对稳经济的重要作用,因地制宜,针对不同区域的创新特点出台相关政策,释放高技术企业的发展活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助力高技术企业发展领先区域成为全球创新发展高地。针对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创新度较高的珠三角和泛长三角,加大先行先试力度,瞄准全球科技前沿,进一步放宽医疗、信息等高技术领域市场准入;鼓励高技术产业发展模式,深化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制

  度创新,促进数据要素流动;支持构建高技术领域龙头企业牵头的创新联合体,加快区域内的创新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区域创新网络, 以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集群为载体,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区域创新生态。

  二是拓宽以传统产业为主区域的高技术产品和服务应用。对于相对滞后地区,关键在于推进传统产业的高技术化,可考虑通过结合本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本地市场创新应用,吸引创新资源、激励市场主体创新发展;以应用为依托,打造有利于当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高技术园区,出台针对性强的支持政策;对这些地区的重点科技创新项目出台财税支持政策,扩大工业技改投资。

  三是侧重于支持中国品牌的创新型企业成长为产业链“链主”。孕育领军全球的高新技术企业,发挥大企业的创新带动作用,培育更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

  中国经济呈现出创新引领的高质量发展特征,在高技术领域拥有能够参与全球竞争的龙头企业。支持这些企业成长为全球领军企业是解决创新短板和产业卡脖子问题的有效途径。

  四是多策并举畅通国内大循环。重视产品和服务的高技术标准转化,形成更加有利于创新主体的市场条件,加速科技创新转化为生产力,加快培育双循环创新型企业。

  不论是创新度较高地区,还是创新相对滞后区域,都需要依托国内大循环。但两者的市场条件不同,相对发达区域更需要比肩全球领先水平的高技术标准,相对滞后区域则需要更多的高技术产品和服务普及。

  (作者周健奇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刘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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